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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够按照纯粹理性设定的普遍法则的要求进行行为选择，这就是意念的自由。
对关于权利本质、权利之源的探索还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思想路标：人们的权利既不是自然状态中孤独的个人带来的，也不是国家意志产物，而是由人们在先于国家就进行着的社会生产活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简单地说，卢梭认为，不受个体理性汇集而成的群体共同理性约束的自然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这样，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一些著名学者着手对这种权利观加以批判。但是，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显示宇宙自然是一个没有上帝的自发运行体系，这就为格劳秀斯的一个胆大包天的行为提供了支持：他尝试将自然法和上帝意志切割开来。而这一理论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对财产权的论证中。他明确反对当时通行的把jus和lex混用、right和law混同的做法，提出应当对它们加以区分。而按照米歇尔.维利（Michel Villey）的看法，自然权利概念起源于12世纪，归因于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一是竞争，二是猜疑，三是荣誉。霍布斯一方面从人的自保天性（本能）为起点讨论自然权利，体现了他对权利的认识与教会法学家们的认识有着观念上的融贯性，但他并不是将这种天性（本能）—畏惧死亡—本身视为权利（right），而是将这种天性（本能）所引发的自保生命行为之自由（Liberty）视为权利，并且认为为自保生命而做其他一切行为的自由都是权利。有学者指出：中央要‘集那些至关重要之大权……要‘放那些能让地方发挥自主权之小权。
成立新的管理组织，涉及组织间关系，但组织中增减机构则仅涉及组织内部问题。[6]同时，虽然大部分税种设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还有一些税种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课税对象的行为，属于管制性税收，如奢侈品税、环境污染税等。另外，我国各地政府大量规定了各类税收优惠措施，如先征后返财政奖励购房抵税等，[7]虽然带来了不少政策乱象，但也体现了地方在财税问题上进行灵活操作的需要。传统法律保留原则的功能是在特定范围内排除行政的自行作用，[9]而不是要排除行政的一切作用。
当然，概括和具体本身很难有十分明确的界分，在本文中，所有未具体到个别制度的授权均被认为是概括授权。根据对这些规范含义的解释，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两个维度。
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关键词: 法律保留 纵向分权 立法权 法制统一 单一制 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特别是立法权的配置，主要受法律保留原则的调整。因此，中央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领域首要就是实现全国法制统一，实现了法制统一之后自然可以保障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26]参见崔之元：《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5页。
因此政府组织相应地需要进行以集权为目的的统一化设计，这就需要组织事项由中央保留，而不能完全授权于地方。对于法律保留范围外的事务，上级立法机关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对下级立法机关进行笼统授权。如《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而在分权模式下，宪法对权力的划分是彻底的，被分开的权力也就不会存在授权程度问题。
综合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的考虑，具体保留规范的适用可进一步精确化。不过两个维度背后的规范理由略有区别：在横向维度，涉基本权利事项需要法律保留的原因在于它对公民的重要性。
所以，在议会内阁制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关系中，内阁向议会负责，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此时便有议会针对内阁的法律保留的问题。[26]但即便在第14条修正案之下，美国联邦立法也无权对基本权利事务进行保留，只能通过不抵触的原则实现调整，即要求州政府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公民基本权利。
[31]还有日本学者指出，条例与政令不同，只要在宪法所定的法律范围内即可制定，不需要法律的特别委任。严格的保留和不严格的保留模式不仅是经验层面的现象，它们背后事实上也蕴含了不同的规范取向，体现了有差异的纵向法律保留理论。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不存在联盟针对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保留，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在分权制度下要求基本权利的限制由联盟立法规定。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部分需要法律保留事项和基本权利的公法保护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另外，由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代表了一种宪法委托，其对象只能是形式法律。但是，这类机构毕竟在实质上承担了地方人民政府的相应功能，通过地方性法规规定其组织和职权是否合适？以基本权利保护理论来回答上述问题是无力的，因为这些组织根据地方立法的规定设立，亦受民主代议机关的限制，并不存在明显侵犯基本权利的风险。
这涉及对纵向法律保留条款背后规范理据的进一步理解。对于保留范围内的权力，领导者仍然可以通过授权决定继续授予从属者。
[43]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26页。但不同措施所剥夺的权利性质不同，其中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有普通法律乃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所规定的权利。
第三，在联邦制下，联邦专属事务范围由联邦宪法确定，而在单一制下，保留范围不限于宪法的具体规定，法律也可以对保留范围进行补充规定。相似地，《宪法》第13条中所提及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带有基本权利性质，对公民而言具有重要性。
准确地说，法律保留是一种权力配置模式，而非权力分配模式。[22]因为，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统领全局的导向性行为，而非事必躬亲的中央集权[23]。在我国，与此直接对应的是《宪法》第3条第4款中关于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例如，限制人身自由、通信自由等措施的规定权由法律保留即具有双重原因。
而在不严格的法律保留模式下，法律中存在概括转授权的情形。因此，在诸如联邦制这样的分权模式下，联邦和州的权力相互平行，联邦不能向各州授予联邦立法权。
世界范围内，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与市场交易有关的制度都是高度统一的。综上，在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一般性规范基础主要包括《宪法》第3条第4款的中央统一领导要求和第5条第2款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23]王建学：《中央的统一领导：现状与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48页。而若出于中央集权性考虑，基本权利的限制仅由立法机关保留是不够的，还需要由中央立法机关保留。
[21]另外，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所形成的三大内容板块的边界又在何处？除了宪法和法律已经列举的情形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情形？由此可见，对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理解还必须依赖对其背后的一般规范的阐释。[19]《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一方面，人身自由、通信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需要中央立法保留。我国严格禁止地方立法设定刑罚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解释？退一步说，地方立法机关即便不能创设犯罪与刑罚，那可以对《刑法》条文作补充规定吗？事实上，《刑法》分则中大量关于行政犯的条款必须借助具体管理规范方能适用。
与之相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分配，具体负责实施的国家机构应当有能力进行统一协调。当然，在实践中，市场经济天然的一体性会促使中央立法机关谨慎进行此类授权。
强调法律规定意在突出法律作为直接规范依据的地位，体现了条文的具体性，故其中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例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行政违法行为立法纲要》（1980年）第12条第2款规定：本条第三至六项所列的行政处罚，只能由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文件规定，而行政拘留，只能由苏联的立法文件规定。
有学者将此归纳为组织权力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税收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反哺欠发达地区。
